更新于2020年5月18日 03:49 美国前财长 劳伦斯•萨默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是继2001年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21世纪全球体系的第三次重大冲击。我猜它是遥遥领先的最重大冲击。

尽管较早的事件将载入历史教科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9/11恐怖袭击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将从公众记忆中淡去。

相比之下，我相信，在数代人之后，新冠危机仍将被视为一起重大事件。未来的学生将了解其直接影响，它所带来的问题将像现在的学生了解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遇刺、1929年股市崩盘或1938年慕尼黑会议一样显露无遗。这些事件本身意义重大，但它们的最终历史重要性在于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冲击力而言，新冠危机是一起大规模全球性事件。从美国的视角看，几乎可以肯定，死于COVID-19的美国人数量将超过过去70年死于所有军事冲突的人数。一些可信预测表明，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20世纪所有战争的死亡人数。今年春季的失业人数增加速度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很多预测者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将超过大萧条后的高点并持续两年。我是在一个我已经滞留了两个月没有离开的小镇写这篇文章的，我认为，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任何事件如此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么多家庭的生活。

一个月前，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假设，死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将是暂时的。如今看来这种看法的可信度已经大幅降低。美国已尽最大努力（尽管肯定不是最佳可能的努力）实行封锁两个月，而每日死亡病例还是没有降至1000人以下。美国很多地区现在正放松隔离政策。欧洲很多国家也在这么做，而包括新加坡、韩国和德国在内的“成功故事”国家则报告有新的疫情爆发。现在看来非常可信的是，西方的抗疫形势不会出现持久改善。

尽管这些事件意义重大，它们预示的前景可能更为重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我们似乎正经历政府职责的重大转变。从历史上看，对普通人生活和安全的最大威胁，要么来自国内治理的失败（混乱或暴政），要么来自敌对的境外大国。这种现实影响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机构的结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不仅避免了世界大战的重演，而且个人遭遇暴力死亡的几率现在大约是50年前的五分之一。

与此同时，对所有国家都属于外部的威胁变得更为重要，其重要性现在已超过传统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所有人。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非典(SARS)以及现在的COVID-19似乎表明，流行病将会以一定的频率复发。还有就是恐怖主义、导致大量难民人潮的动荡，以及金融不稳定。我们还面临来自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IT)新变化的挑战。新冠病毒正帮助引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安全更多地取决于与盟友和对手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不是维持力量平衡。

COVID-19可能标志着一种转变的第二种方式是远离西方民主国家对全球体系的领导。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期间的表现一直不佳。基本的任务没有执行，例如保证让治疗患者的医务工作者获得口罩。中期规划的缺失显而易见。在白宫，基本的安全规程没有被遵守，让领导人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然而，尽管特朗普政府有明显的失误，但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糟糕。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新冠死亡率都远高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的死亡率远低于美国的5%。甚至在一年前，中国向美国空运基本医疗器材的想法还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21世纪被证明是亚洲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那么这场大流行病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转折点而被铭记。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戏剧性事件，而是很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译者/梁艳裳